蔣錫培接受記者采訪

遠東控股集團創(chuàng)始人蔣錫培2002年當選中共十六大代表,成為第一個純粹以民營企業(yè)家身份參會的黨代表

　　口述史第25期

    當時的電纜行業(yè)，基本上是國有企業(yè)的天下，他們往往只面對大客戶，對很多小客戶不屑一顧，我就緊緊抓住這一部分消費者，努力為他們服務。當時的大廠家老爺作風嚴重，往往等著客戶上門提貨，我就采取“設點經營”的戰(zhàn)略，把銷售部門放到了大型建筑工地等市場的最前沿。機會就這樣來了。

　　———蔣錫培

　　■口述人：蔣錫培

    江蘇宜興人，1963年生。遠東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、黨委書記，中共十六大代表。他創(chuàng)辦的遠東四次改制，被理論界稱為典范：從溫州模式到蘇南溫式，從股份制企業(yè)到混合所有制，再到民營控股集團。自1990年創(chuàng)立起，遠東在他的領導下，保持了年均40%以上的發(fā)展速度，現已發(fā)展成為以電線電纜、醫(yī)藥、房地產、投資為核心業(yè)務的大型民營股份制企業(yè)集團，其中電纜業(yè)務產銷連續(xù)9年位居全行業(yè)第一。2002年，蔣錫培成為中共黨代會歷史上第一個純粹以民營企業(yè)家身份參會的黨代表。

    從遠東戴“紅帽子”變身鄉(xiāng)鎮(zhèn)集體企業(yè)，到摘“紅帽子”搞股份制，接著與國企合作，戴回“紅帽子”搞混合所有制，最后又回歸民營控股集團，這一改制歷程，實際是過去20多年來中國企業(yè)改革進程中出現過四次浪潮：溫州模式、蘇南模式、國有大中型企業(yè)改革（混合所有制經濟）、完善法人治理結構，也是民營企業(yè)在過去30年來生存之道的一個縮影。

　　蔣錫培在需要政府支持的時候，公司成為了一個鄉(xiāng)鎮(zhèn)企業(yè)，需要國有企業(yè)幫助開拓領域的時候，就得到了國有企業(yè)的支持，當羽翼豐滿時，又變成了民營公司。有人說蔣是一個很善于和制度做游戲的人，這是在鉆政府的空子。

　　蔣錫培說，當時也沒有想到戴與不戴“紅帽子”的問題，只是想盡快地讓企業(yè)走向騰飛之路。什么樣的機制體制，適合于我們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，我們就應該去積極適應，這樣的環(huán)境和機制，我們應該順應這樣一個時代，而且去審時度勢做好自己的事業(yè)。

　　他否認自己在建立與政府良好關系的過程中存在某種交易的傾向�！罢�府和民營企業(yè)不是對立的，良好的合作是國家發(fā)展的基礎�！碑斒Y錫培成為十六大黨代表時，他對政府心存感激：“我們從夾縫中生存到披衣戴帽，到走到政治舞臺前面，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，政府給了我環(huán)境，我給政府更多回報�！�

　　落榜后以修鐘表起家

　　不到一年就賺了五萬，但后來做鐘表發(fā)條，把原先賺的二三十萬元賠了之后，還虧了五六十萬

　　我的事業(yè)是從修鐘表開始的。當時，我的理想就是掙5萬元，娶一個賢惠的媳婦，讓父母和家人過上好的日子，沒想到這個理想很快就實現了。

　　1981年，高考落榜后，我追隨二哥到杭州學習鐘表修理。我在百貨公司門口，租一個店面，不到一年就賺了五萬。當時浙江的寧波、溫州有很多家庭小作坊，我受到了啟發(fā)，加上有幾個朋友在浙江的廠里當高管，自己也想搞點個體經營，1985年就回到了老家宜興。

　　剛開始想跑運輸，這個簡單，買個車子，招個駕駛員，找個婦女賣票就可以了。但當時買車很困難，沒有一兩年是買不到的，第二駕駛員也不好找，當時會開車的人少，這個職業(yè)是很熱門的。后來想做模具工廠，這個比較現代化，但那個時候要買進口的切割設備、做模具的裝備，也不是這么簡單，另外宜興這里沒有相應的配套企業(yè)。真正后來想到做手表零部件是第三個商業(yè)規(guī)劃。這個行業(yè)我畢竟熟。

　　那時我們家的房子夠大，兄弟之間都有幾間樓房，就搞了家庭作坊，沒有找政府，也就是“溫州模式”。那時候政府也沒什么幫助，不能幫你解決什么問題，我沒有要地，也沒有要錢，當然也不能跟他（政府）要。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，當時的狀態(tài)也就是“自生自滅”。有條件的你就辦，政府也就是口頭上支持你，也不能有什么實質性的幫助，銀行貸款也好，稅收規(guī)費也好，用電用水也不會給什么優(yōu)惠政策。

　　剛開始我們做電風扇里的定時器，對產品的要求相對沒有那么精密，定時器定一個小時，開了一小時零五分鐘也沒有關系。后來做鐘表發(fā)條，把原先賺的二三十萬元賠了之后，還虧了五六十萬。

　　虧本的原因，一是我們的產品質量。鐘表發(fā)條是非常精密的零部件，要求非常之高。這些用戶基本都是國有企業(yè)，我是私有企業(yè)，在他們需求大，找不到配套產品的時候，好不容易才和他們建立聯系。一開始我們做得還可以，后來產品質量不好，人家就退貨，業(yè)務關系就中斷了。

　　另外一個原因，就是在某種程度上，是我們前道供應商出了問題，把二等質量的原材料給了我們，我們不可能經過簡單加工之后改變其內在的質量。這個主要是本來原材料緊張，皇帝的女兒不愁嫁。當時我們也缺乏相應的全面的檢測儀器。

　　轉行賣電纜迅速躥紅

　　當時整個江浙一帶儼然一個大工地，電纜市場供不應求，國企對很多小客戶不屑一顧，我就緊緊抓住這一部分消費者

　　前一次辦廠賠得精光，偶然地聽到大哥提供的一個信息，馬上又找到幾個朋友一道做起了電纜經銷部，把浙江、安徽、江蘇的產品拿到上海去賣，是非常好的了。

　　為什么好？1988年時產品是供不應求的，后來就需要上門推銷了。當時賣電纜，一般都是通過機電公司、五交化公司等中介，把商品賣給用戶，不是廠家直接和用戶見面，而都要通過這個環(huán)節(jié)。我們發(fā)現這就隔了一層，中間價格就加了20%—30%，甚至35%.

　　他們都是國有企業(yè)，要有復雜的審批和一定路子，才幫你賣。盡管我們給出了很好的條件，銷售完后才給錢，不銷完不給錢，它（機電公司）完全沒有風險，但它不愿意。后來我們覺得，與其你不理不睬，不愿意銷售我們的產品，就在一氣之下，在它的隔壁，專賣電纜產品。結果我們生意特別好。當時我們也通報報紙、電視宣傳，服務也做得特別好。這一點做得比較超前。兩年就賺回了上百萬。

　　1990年，新來的鄉(xiāng)黨委書記來到宜興范道，希望改變貧困的面貌。當時我們范道一直是無錫市的財政薄弱鄉(xiāng)鎮(zhèn)，教師、機關干